第一章 狀元媒 （一）
好一位呂狀元頗有預見，論計謀稱得起諸葛一般。
――京劇《狀元媒》八賢王唱段
天下夫妻輪得上狀元做媒的不多，且不說狀元本就稀少，難得的是這稀少的人群還與人說媒，這當然就更微乎其微了。傳統京劇《狀元媒》是狀元給人做媒的一例，說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隨皇叔去狩獵，被番邦掠走，多虧楊六郎奮戰群敵，救郡主得以生還。柴郡主以珍珠衫贈楊六郎，以示愛意。迴鑾後，救郡主的功勞被叫做傅丁奎的小將竊取，皇上主婚，將郡主許與傅丁奎，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狀元呂蒙正從中周旋做媒，說服皇上，最終如願以償。
《狀元媒》是戲，是杜撰的故事，而現實生活中，我父母的婚姻卻真正是由狀元做的媒，在北京的南營房曾傳為一段佳話。「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，非受幣不交不親」，本不相知的父母，由狀元做媒，走到了一起，執子之手，與子攜老，他們相攜著經歷了葉家的日月，走向了平常，走向了衰敗，走向了人生的終點，淡出了後輩人的視線，化做了清風，了無痕迹。
在北京城內留下了「狀元媒」的故事。
提及母親，我不能不說說北京朝陽門外的南營房，南營房四甲57號，是母親的娘家，現在，那裡已經變成了一片居民小區，與北京眾多小區如出一轍地相似，如出一轍地陌生，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沒了，成為了記憶；那些熟識的老街坊們也散了，無處查找了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還回過那裡，去看望意識已不甚清晰的舅舅，儘管那時母親已經故去十幾年，南營房的街坊們見了我還在盛讚母親的婚姻，懷念從這裡走出去的母親，談論著狀元媒人劉春霖。
記得我最後到南營房的時候是個溫暖的冬日，舅舅陳錫元和他的朋友老紀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，下酒的是老紀帶來的一包「怪味胡豆」，胡豆來自老紀兒子從四川出差回來的奉獻，在北京是一種新興食品。倆老頭喝得都有些高了，情緒有些不穩定，被某些悲壯的氣氛包圍著，引得炕上的黃貓也張牙舞爪地有些亢奮。我進門的時候，兩人都是眼淚汪汪的。
舅舅一見面就告訴我，南營房被劃入了拆遷範圍，開春這兒就將變成一片平地，陳列在朝陽門外幾百年的南營房將不復存在，將變做一片大樓。舅舅在說話的時候聲音低沉，喉嚨里壓著痰，很簡單的事半天才說清楚。屋內的生鐵爐子泛出煤煙的氣息，有點兒嗆人，南窗污濁的玻璃閃爍著歷史的辰光，不是沒有擦拭，是壓根就擦不出模樣來了。推溯玻璃的歷史，年齡肯定比我要大，母親在做姑娘的時候曾經將它們擦拭得晶亮，一塵不染。現在兩個蒼老的人，在臟污的玻璃跟前，抿著沒牙的嘴在吃豆，伴隨著胡豆的還有一包用黃糙紙包著的豆製品——素雞。低劣的白薯干酒，從釘了銅鋦子的小酒壺裡源源倒出，兩個質地、樣式不同的酒盅，老舊的圖案，在酒的洇潤下顯得有些生動。紅漆的炕桌積滿了油膩，難尋本來面目，牆上掛著兩年前的盆景掛曆，頁面停留在夏日的八月。空氣中漂浮著塵埃，鐵壺裡冒著熱氣……這就是南營房，我母親的娘家。
我安慰舅舅說，拆了舊的可以住新的，新樓房有暖氣，有衛生間，清新亮堂。
舅舅喃喃地說，新缸哪有舊缸腌菜香……
舅舅念叨的是清末街頭小戲《鋦大缸》里的戲詞，說的是走街串巷的鋦大缸的匠人跟衚衕大姐調情，唱「砸了你的舊缸換新缸」，大姐接下來唱「新缸哪有舊缸腌菜香」。
老紀將一顆怪味胡豆擱在嘴裡，眨了半天眼睛，嘴捯了又捯，說不出一句話。炸了一輩子開花豆的他，很難將怪味胡豆一語說清，說不清怪味胡豆就如同說不清他眼前的日子，說不清他那些穿喇叭褲，戴蛤蟆鏡的兒女們，他的兒女們先後都從各自的單位出來了，老紀到底也沒搞清他們扔了鐵飯碗，究竟要從事什麼職業。
我跟舅舅談了安置父母骨灰的事情，老北京的風俗，這樣的事情必須舅舅來做主，沒有舅舅的首肯一切都不算數。明知道跟糊塗的老舅舅說了也是白搭，可是我不能不說。果然，舅舅愣愣地看著我，半天沒言語，大約是沒聽明白。末了他說，我不搬，他們在牆上防狼一樣劃滿了白圈，只能是嚇唬狼，嚇不著我。
老紀也說不搬，他要和我舅舅摽著，一塊為保衛南營房而戰鬥。
我說我說的不是拆遷，是我父母骨灰的安置，現在老兩口的骨灰還在家裡放著，總不是長久之計。舅舅這才問骨灰要安置在哪兒？我說西山，舅舅說西山不好，最好安置在東大橋南邊的芳草地，那兒是專門埋人的地方，離南營房也近，說我母親什麼時候想家了什麼時候就能回來看看。老紀說，芳草地如今早已不是墳地，成了學校了，再說，那過去的濫葬崗子也不是盤兒該去的地方，盤兒是有身份的人了。
他們說的「盤兒」，就是我的母親，母親小名叫「盤兒」，這是她臨終的前一天晚上告訴我的。
舅舅說，我姐姐嫁到你們家就是扔了，她再不是我姐姐了。
老紀說，西山風景好，有山有水，盤兒歇在那樣的地方，不虧。
我給老紀斟了一杯酒，恭恭敬敬地端過去，老紀穿著光板軍棉襖，身上滿是油漬和飯湯，酒糟鼻，老年斑，一雙爛眼圈，一肩頭皮屑，屬於典型的糟老頭子系列。老紀並沒接那酒杯，卻抓過我的手，用那皴裂的糙得像銼一樣的掌心小心地摩挲著，一股強烈的油膩味兒直衝我的鼻孔。老紀說我的手像母親，修長細膩，綿軟無骨，於是，爛紅的眼圈變得更加紅潤，如同沾了露水的桃花，閃爍在下午的陽光中。我有些彆扭，按說老紀是長輩了，長輩的老紀這樣做是對晚輩的親切和疼愛，別說摸手，就是摸臉我也說不出什麼，可這會兒卻總覺得膩歪。
哪兒跟哪兒啊這是。
老紀說，劉狀元的媒做得好，我早就說過，盤兒命中注定要遇著貴人，人家該著走出去，活在南營房，生生兒就把她漚壞了。她走的時候，我往轎子里塞了五斤炸開花豆，擱在她腳旁邊，給她壓轎。
舅舅說，人家正兒八經壓轎是用銀子的，哪兒有壓開花豆的。
老紀說，我不是沒銀子嘛。再說了，壓轎的銀子也不該我出哇，那是你的事兒，我算老幾！
兩個老頭開始抬杠，老紀說狀元劉春霖來南營房放定，連警察都出動了，害得劉狀元是隨著彩禮挑子一步一步走進衚衕的，汽車根本開不進來，滿街的人都是看狀元的。舅舅讓老紀再不要提什麼「狀元」，說沒有「狀元」就沒有他「文革」兩年的牛棚和九次半的批鬥會，單位人都說他沒心眼，其實一回回的批鬥他都在小本上記著呢，誰也跑不了，有他算賬的時候。
我知道，舅舅那個「變天賬」總共寫了沒有三頁，還是他二年級孫子代筆的，其實大部分是交代，交代他在警察署當巡警的事。內中沒有別人，寫的全是他自己。「清理階級隊伍」一結束，本子就被他的兒子燒了，兒子不願意讓人知道他爸爸當過舊社會的警察。老紀說，劉狀元不介紹你去當警察，盤兒也嫁不出去，生生地把盤兒拖在家裡當老姑娘，還是人家狀元看得准，不把你推出去就沒你姐姐的前途，狀元的這步棋走得高妙，非常人能比，大凡狀元都是被魁星點過的，魁星點斗，狀元是天上的星宿，不是一般凡人。
舅舅和老紀談論劉狀元，卻絕口不談我的父親，其實父親的名聲不比狀元小，父親是皇上的親戚，有著「鎮國將軍」從一品的頭銜，論和舅舅的關係，應該比狀元更近，狀元不過是個媒人，而我父親則確確鑿鑿是南營房的女婿。劉狀元在日本將投降的時候去世了，我的父親卻是活到了解放以後，還當了政協委員。舅舅和父親的關係十分微妙，每回去舅舅家，我進門後舅舅都要往外看，看我後頭是不是還跟著父親，可每回都很失望。舅舅在我跟前肆無忌憚地說著父親的壞話，他說父親勢利刻薄、狡詐不仁，是個小人，這樣的人物是不得好死的。然而我卻沒聽到過父親說舅舅的壞話，自然也沒談論過南營房的街坊們，看得起也罷，看不起也罷，自母親過門以後，父親從未到過母親的娘家，這倒是事實。
父母親的婚姻談不上門當戶對，窮門小戶的母親，嫁入天皇貴胄之家，本身就是一個不和諧，更何況還是續弦，父親前邊的妻子已經有著一幫兒女了，這讓母親一生都很彆扭。滿腹經綸的父親與目不識丁的母親在文化上反差極大, 完全是失衡的，以這樣的差距作為婚姻的基礎，對母親來說，應該是一出悲苦戲的悠悠慢板，甭管說媒的是什麼狀元，甭管出嫁的場面是多麼的風光，日子還得自個兒過，歲月還得慢慢兒磨。清朝有律例，「良人奴婢相為婚姻，各離異改正，良自為良，賤自為賤」。雖然已經到了民國，但「柴門對柴門，木門對木門」在國人的婚姻締結中仍舊是定式。
劉狀元做的媒當是一個特例。
我成年以後問過母親，問她對自己婚姻的感受。
母親說，好。
我說，真的很好？
母親說，真的很好。有什麼不好嗎？
我不能再問下去，再問下去將是一場糊塗的對話。母親為她衣食無憂的日月而滿足，為丈夫的溫和儒雅而陶醉，南營房的女兒思想簡單，沒有那麼多惆悵和矯情，沒有那「斷送一生憔悴，只消幾個黃昏」的自作多情，我的顧慮，都是文人心態，古人說得對，「人生識字憂患始，姓名粗記可以休」，世間真的沒那麼多麻煩。母親不在乎文化，母親在乎日子。
母親就是母親，南營房就是南營房。
可惜，我一直沒有機會跟父親談到他繁雜的多重的婚姻，如若有，我相信那一定是兩個文化人的交流。從父母完滿的婚姻結局，我體會了「恩愛」的含義，「恩」在先，是責任和義務，「愛」在後，是基礎和鋪墊。或許如母親所說，真的很好。